由王逸飞报道
杭州博物馆珍藏的战国水晶杯，是中国出土的最早一批水晶制品中个头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的国宝级文物。
1990年，战国水晶杯在杭州被发现，其外形与现代玻璃杯极为相似，因此被许多人赋予了“穿越感”。它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又留下了哪些未解的谜团？中国新闻社“东西问”就此专访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杭州博物馆前馆长杜正贤。
记者：作为战国水晶杯的发掘者，您能介绍一下它的基本情况以及发现过程吗？
杜正贤： 这件战国晚期的水晶器皿，高15.4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5.4厘米，圈足高2厘米。杯子的造型是敞口平唇，壁部呈斜直状，底部为圆形，圈足外撇。杯体是透明的，表面没有任何纹饰。整体来看，造型简洁而制作精良，表面经过抛光处理，杯底和中部可见少量海绵状的天然结晶。
战国水晶杯出土于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现属拱墅区）的一家砖瓦厂。1990年下半年，我在杭州市考古所工作期间，有村民反映砖瓦厂取土时发现了古代瓷片。我们找到了这些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片，结合之前此地也曾出土过同时期瓷器的记录，推测此处可能存在战国墓葬。尽管当时有人认为该区域已被挖平，但我根据发现的瓷制编钟（仿青铜器），判断其为后期祭祀遗物，并非来自墓室本身。同时，祭祀礼乐器的出现预示着可能存在大型墓葬。在当时负责人的支持下，我们于10月底开始发掘。
发掘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当发现木炭时，所有人都非常兴奋，因为同期许多大型墓葬都采用木炭防潮。考虑到可能随时会有文物出土，我们改用竹签进行清理。
最初出土的是瓷器和陶器。后来，我在土层中无意间瞥见了一抹反光，便沿着杯壁小心翼翼地“抠”出来，发现这是一只水晶杯。我们小心地将其保护起来，连同杯内的泥土一同保存。
虽然墓中的棺材已无踪迹，但一同出土的还有墓主人随身佩戴的玉器、玛瑙等小型物品。然而，战国水晶杯的出现最为令人惊叹。不久后，我将其带到北京，请教了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和宿白先生。两位专家经过长时间的仔细观察，都连声称赞“神奇”，并建议我们咨询地矿部门。
当时的浙江省地矿厅表示，目前中国难以找到如此高纯度的水晶，但无法断定古代是否存在。最终，结合权威专家的鉴定，以及对杯中泥土进行的孢粉分析，对墓葬中的木炭和陶器进行的C14、热释光等年代测定，我们最终确认了它属于战国时期的器物。
记者：战国水晶杯为何会被许多人视为“穿越之物”？其“神秘”之处又体现在哪里？
杜正贤： 对普通大众而言，战国水晶杯的“神奇”之处在于其造型与现代人使用的杯子极为相似，不像2000多年前的器物。甚至有人猜测它可能是盗墓贼留下的“玻璃杯”，因为“它和现在喝啤酒的杯子没什么区别”。然而，触摸战国水晶杯就能感受到，其材质与现代啤酒杯截然不同。手工制作的杯壁更厚实，与现代工艺玻璃杯有着本质区别。
在考古学界，战国水晶杯存在三个“谜团”。首先是“材料来源之谜”——其材质为高纯度水晶，即便是现在，国内外也很难找到同等纯度的水晶，因此其来源成谜。其次是“取芯工艺之谜”——水晶硬度极高，加工难度大，且杯壁呈斜直状，上宽下窄。是采用类似于玉器制作的管钻法，还是使用金刚砂打磨，或是其他方法取芯，至今仍不明确。第三个谜是“抛光技艺之谜”——外壁的抛光相对容易，但由于杯口宽而底部窄，一般人的手无法伸入，内壁和底部的打磨难度极大。古人究竟是如何将其内壁打磨得如此光洁平整，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未发现同时期同类型的器物，战国水晶杯是一件“孤品”，这三个“谜”也因此一直延续至今。
记者：战国水晶杯的主人是谁？它具有怎样的历史文化价值？
杜正贤： 该墓葬内未发现棺椁，但出土了包括战国水晶杯在内的34件高品质陪葬器物，如玛瑙环、玉虎、原始瓷编钟等。学界目前更倾向于认为，墓主人是公元前306年楚国灭越后，楚国派遣至杭州地区的最高长官。
这一判断基于几点理由：首先，墓葬出土器物的年代测定与此时间段大致吻合。其次，该大墓的一些特征符合这一推测。例如，墓道朝向山头，在楚国墓葬中较为常见。墓葬中的二层台、排水沟等设施，在战国时期的越国较为少见，但在楚文化区域却普遍存在。再者，墓葬出土的许多器物，如原始瓷器、编钟等，仿楚国风格明显，特别是琉璃器，在越国非常少见，但在楚国却十分常见。
我认为，战国水晶杯在工艺设计和制作技术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其造型与现代杯子大致相同，这堪称设计上的奇迹，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审美的水平。在制造技艺方面，前文提到的取芯和抛光之“谜”即是例证。从整块高纯度水晶中制作出战国水晶杯，其手工技艺极为高超。
此外，对战国水晶杯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战国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水晶在旧石器时代便已开始应用，多用于制作挂件。战国水晶杯未雕刻花纹，应为实用的饮水酒器，而非礼器。对其进一步研究，可以从水晶的应用角度，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特点。
记者：战国水晶杯的“谜底”何时才能揭开？又将如何揭开？
杜正贤： 目前来看，战国水晶杯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尚未发现同时期同类型的其他水晶制品。阿富汗曾出土一件尺寸更小的水晶杯，但由于体积小，制作难度相对较低，且制作年代晚了数百年。因此，战国水晶杯的“身世”之谜，更多地需要等待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发现更多同类考古成果，通过对比分析，获取更多线索。
从文明交往的角度来看，战国水晶杯也可能带来“惊喜”。目前在中国，甚至在浙江，都难以找到如此高纯度的水晶原料。它当时是中国本地生产，还是从国外引进，尚不清楚。在材料源头方面，如果能发现更多古代水晶产地，我们就有望通过战国水晶杯了解更多当时的人口迁徙特点，以及中国区域文化交流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征。
受访者简介：
杜正贤，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杭州博物馆原馆长。他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曾五次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