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已演变为中华文化中不朽的精神象征。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郭中华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阐述了为何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能够有效地促进新疆（古称西域）与中原地区文化间的交流互动。
马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是中国马文化悠久历史的重要特征。从先秦时期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马始终是文学艺术中的关键意象。在文人的笔下，马早已超越了交通工具的范畴，成为精神图腾、情感寄托、人生写照，以及连接诗人与时代、个人与国家的文化纽带。
涉马边塞诗词之所以能有效推动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首先在于它们是塑造和传播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标志着东西方交往的大门敞开，也开启了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联系。史书记载西域出产良马，“大宛马”更是成为汉代诗赋歌咏的对象，汉武帝的诗歌将西域良马神化为“天授神物”，赋予其政治文化象征意义，将西域纳入中原的叙事体系。
魏晋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西域与中原的联系持续不断。胡马被引入中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曹植、张华等人的诗句虽为泛写，但“大宛马”、“西北驰”等词语明确指向西域方向，暗示着对该地区的军事想象。
唐代是涉马边塞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一方面，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另一方面，岑参、高适、王维等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重塑了文人对该地区的地理认知。尤其是岑参，他两次深入西域腹地，创作了大量诗篇，为后世树立了边塞书写的典范。他的诗句描绘了西域以马为代表的地理风貌。
唐代之后，涉马边塞诗词创作仍持续不断。宋代的汪元量、陆游，元代的耶律楚材、丘处机，明代的陈诚、吴伟业，清代的蒋平阶、纪昀等，都留下了不少边塞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马不仅是物质载体，也寄托着作者对边疆的描绘和情感，更是“帝国威德远播”的文学象征。诗人以西域为背景，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西域的马种、乐舞和军事活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形成了“现实—象征—审美”一体化的涉马文学体系，成功塑造并传播了西域辽阔苍茫、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以及异彩纷呈的人文风情形象。
其次，从历史进程来看，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传播，龟兹乐、疏勒乐等西域乐舞，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鼓角之声，通过诗歌的形式融入中原音乐体系，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唐代十部乐中，有五部来自西域。诗歌与胡乐的结合，使涉马文学具有文本性、表演性和仪式感，促进了西域乐舞文化在中原军中和民间的广泛传播，长安一度盛行“胡风”。同时，西域的各种习俗也逐渐渗透到中原士人的生活中。
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中原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尼雅、楼兰等地出土的汉文木简，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文书，库车附近发现的汉文典籍，都证明了这一点。西域出现了汉语和“胡语”通用的情况，许多西域民众精通汉语，并开始研习汉文化。史书记载哥舒翰喜爱阅读《左氏春秋》和《汉书》，岑参诗中提及“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耶律楚材也提到“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元代更是涌现出贯云石、萨都剌等一批文化素养很高的西域作家，并形成了高昌偰氏、高昌廉氏等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
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也促进了西域马文化和涉马文学的兴盛。马在交通运输、生产贸易、民俗娱乐等领域无处不在。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与西域马文化渊源深厚，马也穿梭于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歌谣谚语之中。
在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中，马这一文学意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历代涉马边塞诗词表明，马的文化内涵经历了逐步丰富和拓展的过程，其文化意义在不同时期、地域和民族中各有不同，尤其是在马背民族那里，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词的交流和融合，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的书写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也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明。
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已超越单一族群，成为连接中原与边疆、现实与理想、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它凝聚了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与中原士人的建功之志，寄托着边塞情怀与家国意识，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情感联结的核心镜像之一，映现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
受访者郭中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在站），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道教文学与文化。他主持完成过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多项省部级项目，出版有《金元全真诗词研究》、《金元全真文学研究》两部学术专著，并在《文艺评论》、《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