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阴山岩画的解读历经了约半个世纪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发现与初步解读，以考古学家盖山林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阴山岩画》为代表。盖山林被誉为当代研究阴山岩画的首位学者，他不仅长期实地考察，还对岩画的创作年代和题材进行了划分与归类。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国时期崛起并长期在阴山南北游牧的匈奴民族，是许多阴山岩画的创作者。
第二阶段的解读，以盖山林与盖志浩合著的《内蒙古岩画的文化解读》（2002年出版）为标志，进入了对比研读的时期。这一阶段通过查阅古代文献记载，并与阴山岩画相互印证，深入挖掘其内在文化意涵，例如将动物岩画、太阳神岩画、神兽岩画与《山海经》等进行对比研究。
当前的第三阶段，阴山岩画的解读进入了揭示文化脉络的新层面，即运用中国古老文化经典《易经》的原理和方法来阐释其文化内涵。
内蒙古河套学院客座教授张志国在长达20余年的阴山岩画考察研究中，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包括《阴山岩画与“易经”的同一性研究》等，逐步清晰地认识到阴山岩画与《易经》同源同质。他认为，《易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若能揭示其中蕴含的《易经》文化，其意义重大。
张志国指出，采用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是盖山林早已倡导且行之有效的途径。盖山林与盖志浩的著作中，就曾运用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纹与阴山岩画动物图案进行比较研究，以辨析其在构图、风格、题材、时代和作者等方面的共性。盖山林还通过对比岩画中的面具、太阳神、车子车轮等图像与古代神话，提出“岩画往往是神话的载体，而神话却是岩画的说明”。此外，他对岩画与符号、文字、宗教、民俗及美学等方面的对比研究，都证明了将比较方法应用于岩画是正确可行的。因此，阴山岩画与《易经》的比较研究，是这一研究方法的延续与深化。
张志国认为，《易经》是解读阴山岩画的关键，因为两者同为“象”的系统，都具备“观物取象，以象尽意”的特点。将《易经》作为解读工具，运用类比方法，能够有效揭示阴山岩画的奥妙。
阴山岩画中数量最多的动物岩画，呈现了40多种山间野生动物。而《易经》的卦爻辞中，也包含大量以动物取象的辞句，如乾卦的“潜龙勿用”、“飞龙在天”，坤卦的“利牝马之贞”，上六爻的“龙战于野”，屯卦的“即鹿无虞”等。这些卦爻辞中的动物，通常与卦象对应并具有象征意义，与阴山岩画中的动物画具有同样的表意功能。
《易经》以象尽意，阴山岩画以画尽意，其艺术创作的本体都是“画象”。阴山岩画中的圆形图、同心二环图、同心三环图和原点外围圆图，在表达循环往复、运转无穷的哲学意味上，与《易经》中的无极图、太极图异曲同工。而阴山岩画中的双羊对立图和双羊上下叠加图，则与《易经》中阴阳鱼太极图所蕴含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思想相契合。
张志国指出，阴山岩画与《易经》在创作动机、缘起和历程上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因为艺术是社会生活生产的反映。阴山岩画的创作者包括匈奴及其先祖，而《易经》的创作者周文王及其先祖，在行踪上存在交集。匈奴民族在阴山地区繁衍生息近千年，建立了北方草原的首个奴隶制游牧政权。例如，磴口县格尔敖包沟的一幅巫师舞蹈岩画，描绘了一位狂热的舞者及其周围被肢解的人面、动物等，盖山林认为这幅画可能描绘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器时期生活在阴山一带的匈奴人的景象。
同期，周人也经历了诸如不窋失官、公刘居豳、亶父迁岐、季历罹难、文王被囚等事件，最终在公元前11世纪建立了中原王朝。从不窋开始，周人“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与居住在同一地区的民族共同生活、相互影响，历经数百年。
因此，包括匈奴民族在内的阴山岩画创作者，与周人创作的《易经》，是在文化交流中诞生并共同发展的，彼此之间存在必然的相互渗透、交融和促进。
此外，阴山岩画的创作始于上古，兴盛于中古，延续于下古，与《易经》的创作时间线吻合，同为同时代的产物。《易经》的创作历经伏羲氏首创八卦、周文王演绎为六十四卦、孔子作传等过程，成为一部经传合一的文化经典。阴山岩画的创作也同样漫长，留存至今的作品跨度约1万年。两者是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因此，阴山岩画与《易经》作为中华民族一元多体文化背景下的两个分支，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存在关联，可以采用类比方法进行研究。盖山林曾撰文《岩画的二元对立思维》，并引用《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来支持其观点，这实际上与《易经》开创的太极阴阳思维一脉相承。班澜、冯军胜合著的《阴山岩画艺术论》也曾论述过阴山岩画的阴阳对立观念。
